现有的文学史通常认为，茅盾接手主编《小说月报》以及《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交由黎烈文编辑，这两件事标志着新文学彻底战胜了“旧文学”。其实，商务印书馆在聘茅盾的同时又另出《小说世界》大登“旧文学”；而《自由谈》由黎烈文编辑后，《申报》又另辟《春秋》，仍由从《自由谈》下岗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主持。这充分说明当年即使是开明的出版商也不愿意抛弃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因为，它拥有广大的读者。
应该说，编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一件艰难的事。这一当年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文学现象，解放后便遁隐得无影无踪。经数十年历史尘埃的堆积，它已经沉到了近现代史的底部，不费大气力是难以见到它的概貌的。
在学术界，人们都熟悉通俗文学头上的3顶帽子：第一、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第二、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第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
该书主编范伯群教授对以上3个权威论断进行了质疑。他宣称：这些通俗文学作家不是“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而是存在爱国之心的文士；其笔下的作品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而是大都市兴建中的必然产物；它们体现的也不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而是文学的趣味性与商品性职能。最后，范伯群教授对近现代通俗文学进行了整体清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造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正如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人士樊骏说：“这不仅是一部内容详尽的文学史，为人们打开了一个陌生的文学世界，而且是一份为现代通俗文学争得应有历史地位的宣言书（使人联想起当年胡适编写《白话文学史》为白话文学作历史申辩的那种作用）。两者都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后来会引起一系列的争议。”
其实，开创性地、系统论述这样一种极富争议的文学现象，它本身如果不引起争议，那将是不正常的。相信读者会得出自己的判断。但不管怎么说，贾植芳教授如下论述无疑是深刻而独到的：“应该看到，这派作家虽然在思想意识上有较为沉重的封建性的历史负担，但是作为职业作家，他们摆脱了在封闭性农业经济社会里知识分子对官府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这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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